她转头看向我。
“您您会来吗?”
声音里有某种介于恐惧和依赖间的情绪。
“会。”我说。
法警们带着她走出了法庭。
迪奥普法官站了起来。
“休庭。”
法槌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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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
莱顿大学医学中心派来的急救医疗团队,用尽了他们所有的知识,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看什么。”
主治医生是一个叫范·德·韦尔德的荷兰男人,五十多岁,白发,眼神里有一种被现实击打之后特有的茫然。
他站在临时会诊室里,面对着包括迪奥普法官、穆尼奥斯,以及两名 UNOPA的医疗顾问在内的一屋子人,把他拿到的所有数据推到桌面中央。
“血液检测”他指着报告,“血液成分异常,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异常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参照组。我从来没有见过吸血鬼。我不知道吸血鬼的血液应该是什么样的。”
“X光三处贯穿伤,弹道清晰可见,但伤口已经闭合,没有感染,没有异物残留,没有气胸。我找不到她应该活下来的理由。但她活着。”
“神经功能正常。认知正常。反应正常,甚至高于正常。”
“体温”他停了一下,“摄氏十七度。与室温相同。”
“脉搏”
“我们检测到脉搏。但频率是每分钟十二次。人类的正常范围是六十到一百次。一个休克后的成年人的脉搏绝对不会是十二次。”
“视网膜”
他推过来一张眼科检测的图像。
“正常人眼的视网膜是橘红,或者红褐色的,她的”
图像上,莉赛尔的视网膜是深红色,几乎是黑色,带着金属光泽,像是用朱砂在绢帛上落笔后晾干的颜色。
“血液中没有检测到任何已知病原体。没有病毒,没有细菌,没有寄生虫。”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一份正常的医疗报告。”范·德·韦尔德说,语气里有一种近乎疲惫的坦诚,“因为所有的指标都告诉我:她不应该活着,但她活着。所有的指标都告诉我:她是人类,但她不是人类。”
“结论就是这样全部都是问题,没有一个是答案。”
迪奥普法官把那份报告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最后把它扣在桌面上。
“范·德·韦尔德医生。”他说,“您的建议是什么?”
“转移到我们中心的加护病房。”范·德·韦尔德毫不犹豫,“这里的医疗室根本不具备处理这种这种情况的条件。她的体征超出了我的学识范围,我需要更完整的影像设备,需要连续的血液动力学监测,需要说实话,我需要时间。”
“很多时间。”
迪奥普法官转向穆尼奥斯和马库斯。
“检辩双方有无异议?”
两边都摇了摇头。马库斯看起来已经完全放弃了理解眼前正在发生什么的努力,只是机械地记录着一切。
“那么,本庭批准将被告”迪奥普法官又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将温特哈尔特小姐转移至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继续接受医学诊疗。”
“关于安保安排”
他看向法庭一侧的 UNOPA联络官。那个人胸前佩戴着联合国的挂牌,自从扬·诺瓦克开枪的那一刻起就一直站在角落里,脸色铁青。
“法官阁下。”联络官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镇定,“UNOPA可以提供”
“不。”迪奥普法官打断他。
联络官愣了一下。
“法官阁下?”
“开枪的人是 UNOPA借调的士兵。”迪奥普法官刻意把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在 UNOPA的安保体系下通过了身份审查,持有 UNOPA签发的临时通行证,带着一把在 UNOPA管理下的制式武器走进了我的法庭。”
联络官的脸白了一层。
“在事实查明之前,我不认为将被告的安全继续托付给 UNOPA是恰当的。”
他转向书记官。
“联络荷兰皇家宪兵队。请他们派遣一支特勤组前往莱顿大学医学中心,全权负责温特哈尔特小姐的安全保障。二十四小时轮班,所有人员名单须经法院审核。”
“是,法官阁下。”
UNOPA联络官大概想说什么也许是辩解,也许是抗议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在这个时刻,在这间法庭里,没有人有立场为 UNOPA辩护。
第84章 一地狼藉
荷兰皇家宪兵队在莱顿大学医学中心附近三百米的地方,帮我订了一间酒店。
说是“酒店”,其实是一栋战后改建的联排公寓,三层楼,红砖外墙,窗户很小。
底层被改造成了临时安保指挥所,二楼和三楼各有两间客房。
走廊里铺着深绿色的地毯,踩上去发出闷闷的声音,像是在踩一块湿透的海绵。
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窗帘是米色的,拉开之后能看到对面一排同样的红砖建筑,屋顶上停着几只海鸥。
我坐在床沿,看着自己的手。
莉赛尔的血已经洗干净了。指甲缝里残留的深褐色痕迹,在第三次用肥皂搓洗后总算消失。但手指上还留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或者只是我的想象。
手机屏幕亮着。
十七条未读消息。
尼克斯三条,雨晴两条,亚伯拉罕四条,琥珀金一条。凛音凛音发了五条,全是语音消息,最后一条的标题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管我!!!”。
还有两条来自我不认识的号码。
我没有打开任何一条。
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
然后我躺了下来,侧身抓过枕头。
爆炸发生在法院南门停车场。
距离法庭大楼直线距离不到六十米。
三辆医疗车两辆救护车和一辆医疗指挥车在审判开始前两小时就位。车上配备了全套急救设备和十一名医疗人员。
炸弹被安置在医疗指挥车的底盘下方,烈性炸药,遥控引爆。
爆炸同时引燃了两辆救护车的油箱。三辆车在不到两秒内全部被火焰吞没。
十一名医疗人员中,八人当场死亡。两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一人一个二十六岁的荷兰女护士目前仍在烧伤病房里,全身百分之六十二的面积被烧伤。
她的名字叫安娜·德弗里斯。
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荷兰皇家宪兵队的联络官在入住登记时顺口提到了她。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沉重后来我才知道,安娜是他的侄女。
停车场外围还有十几个人受伤。大部分是广场上的抗议者,被爆炸的冲击波和碎片波及。三人重伤,其余轻伤。
法庭内部,那名在扬·诺瓦克开枪时试图用身体护住莉赛尔的法警,被流弹击中颈部。子弹从左侧锁骨上方射入,穿过颈动脉旁两毫米的位置射出。他没有死,但颈椎受损,右臂可能永久失去知觉。
他叫彼得·扬森,四十四岁,在 ICC工作了十二年。妻子是幼儿园老师,两个孩子,大的八岁,小的五岁。
炸弹的来源至今不明。
没有组织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荷兰警方、国际刑警组织和 UNOPA的联合调查组用了四天时间,对爆炸现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他们在指挥车残骸中发现了引爆装置的残片一个商用无线电遥控模块,型号在网上就能买到,售价不到三十欧元。
炸药的化学分析结果指向一种军用级别的塑性炸药,但具体来源无法确定同类型的炸药在至少十四个国家的军火库中都有库存,黑市上的流通量更是不可追踪。
监控录像显示,审判前一天的傍晚,有一个穿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在停车场附近活动了大约十五分钟。他的脸始终被帽檐和口罩遮挡。他用小车推着一个工具箱,动作从容不迫,看起来和法院日常维护的承包商毫无区别。
没有人盘问他。
他走了以后,地面上多了一组轮胎印工具箱里装着某种重物,在沥青上压出了浅浅的凹痕。
印痕延伸到医疗指挥车的底盘下方,然后消失。
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摄像头的画面里。
ICC在爆炸后的第三天向我发出了一份正式通知,措辞礼貌而谨慎“鉴于案件的特殊性质,本庭希望就若干技术性问题向猩红女士进行补充询问。”
技术性问题。
他们连该问什么都不确定,只能用这种含糊到几乎失去意义的词来掩盖自己的茫然。
询问在法院大楼东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进行。窗户用百叶帘遮得严严实实,桌上摆着矿泉水和一台老旧的录音设备。迪奥普法官没有出席,派了一个叫菲利克斯·恩格尔的副书记官来主持。
恩格尔大约三十五岁,长脸,深棕色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面前摊着一沓打印好的问题清单至少三十页,用回形针分成了若干组。
穆尼奥斯坐在对面。马库斯坐在我旁边,但他不是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出席他现在的角色比较模糊,介于“法律观察员”和“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之间。
“猩红女士。”恩格尔翻开第一页,“关于您对温特哈尔特小姐实施的‘转化’行为”
他在“转化”这个词上迟疑了,像是不习惯这么文学性的词汇。
“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确认。”
“请问。”
“第一:这种‘转化’是否可逆?”
“我不知道。”
恩格尔的笔停在纸面上。
“您不知道?”
“我之前说过,我从来没有转化过任何人。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它是否可逆,不知道它的长期效果,不知道莉赛尔的身体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几个月里发生什么变化。”